10月31日，2022达摩院青橙奖名单公布。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白蕊等15位35岁以下青年学者获选，每人将获得100万元奖金及阿里巴巴全方位科研支持（具体名单见下）。
15位获奖者分别来自理论数学、量子物理、生命医学、化学材料、软件安全、端边云协同智能、第三代半导体等领域，研究对象从浩瀚宇宙到微生物，覆盖多个国家重大科研方向。
这群平均年龄仅33岁的年轻人身上，有着特有的自信和锐气。他们中，有人梦想治愈癌症，“要做就做世界难题”；有人临床科研两不误，每年主刀乳腺癌手术400多例；有人喜欢琢磨基本问题，却又不喜欢写论文……
提供“六便士”，邀青橙学者“看月亮”。青橙奖是专为发掘35岁及以下中国青年学者设立的公益性学术评选，由阿里巴巴达摩院于2018年发起。奖项的评选不唯资历、不唯履历、不唯论文、不唯门第，自荐、举荐、被寻访均可参评。过去4年，青橙奖已颁发给包括北大数院韦东奕在内近40位青年才俊，助力他们勇攀科学高峰。
从全国135所高校院所近500份有效申报中胜出，获得2022达摩院青橙奖的15人，有着“因热爱而浪漫”的科研征程，极具学术潜力。他们是谁？都有着什么独到之处？《中国科学报》专门梳理了他们的“人物小传”，来一起认识他们。
白蕊
29岁，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研究员。
本科武大、直博清华、博后西湖大学，现年29岁的白蕊没有海外教育经历，但做出的成果都是世界级的。
人类35%的遗传病及几乎所有类型癌症的发生，都与“剪接体”直接相关。白蕊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剪接体与RNA剪接的分子机理。作为团队核心成员，她参与并主导完成全球唯一覆盖完整RNA循环的系列成果，首次揭示了剪接体重塑的分子机理，主导并开辟了U12型剪接体研究方向。
她参与的这些成果有多牛？“已经被写进教科书里了”。
“我做科研最大的动力是，想治疗某一种疾病。”白蕊说，她很享受自己能够做出来一个成果，好像是在创造知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陈明城
32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陈明城“醉心学术，低调超脱，童心慧智，乐于助人，是学术界真正的学者”。这些评语，是他的导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陆朝阳写的。
他对量子力学基础问题和可扩展化量子计算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基础方面，陈明城和同事通过高精度的量子调控技术，实验证明了量子世界中虚数不“虚”、自然数不“自然”；应用方面，鼎鼎大名的“九章”和“祖冲之二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背后就有他的身影。
陆朝阳毫不吝惜对爱徒的褒奖：“他不仅在物理深度、广度和直觉上出类拔萃，他更是最古典的真正的学者”“很多时候，他也指导了我”。
陈明城也是“本土博士”，没想过出过国，因为英语不太好，同时“出国可能也会不太适应”。他说自己比较宅，可能有一点“社恐”，喜欢用表情包，因为“用表情包就不用说话”。
陈明城受陆朝阳影响很大。比如他不太喜欢花时间写论文，而是想多花点时间去想其他问题。他问陆朝阳：“为什么要发表论文，不想写可以吗？”后者会耐心跟他解释为什么要写论文，并指导他写论文。
陈勋
35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教授。
如果说解决一个实际难题要靠一个团队共同努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电子工程与信息科学系教授陈勋是那个甘做“后卫”的人，即便是在脑机接口这样“前卫”的领域。
陈勋开玩笑说“自己做的信号降噪是脑机接口里边的‘脏活累活’，搞降噪就好比踢球时的‘后卫’，需要想尽办法把球处理干净，传给中场或前场。”
降噪是个很老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好。但这事听上去有点小，很难申请项目，学者们很难坚持。也因此，国际上脑电降噪领域的学者屈指可数。
但陈勋醉心于“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这会让他很兴奋。当他从临床上拿到真实的癫痫发作的信号后，才发现之前很多做得非常完美的技术，性能会打折扣。“现在看以前的好多论文，貌似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其实没有。”
如今陈勋是中国抗癫痫协会的会员。这个协会，“做脑电信号的教授”他是第一个。他想做癫痫发作预测：“癫痫在发作前是有征兆的，如果能提前5分钟甚至2分钟，成功预测一个病人发癫痫，就能提前做些准备，让病人少些痛苦和危险。”不过他承认，这现在还是个公益的事，离理想还有距离，但脑机接口未来在医学临床是刚需。
“这目前是个冷板凳，但我觉得这事值得持续做下去。不是为了发文章、让学生毕业，也不是为了拿项目，而是要把很多实际问题解决掉。”陈勋说。
陈厅
35岁，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两种情况下，陈厅会觉得很快乐。
一种是，自己的文章受到别人认可时——特别是在最顶级的会议和期刊上，当很苛刻的意见被解决之后；
第二种是，实验设计的原型系统在实际场景中发现旁人难以觉察的问题时。实验设计的原型系统效果好不好？有可能开始觉得没问题，但到实践中会被“教做人”。“把这一套全走完之后，再拿到实际中去测，效果不错，能发现很多问题，而且别人都不知道。这时我们获得的成就感和快乐就很多。”陈厅说。
陈厅的工作是“软件安全性分析”，简单来说就是发现安全漏洞，发现后要去检测到底有没有黑客攻击。这些年，他提出了一系列软件安全的关键理论与技术，已在区块链软件、安卓软件和桌面软件多个领域应用。
江一舟
34岁，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医师、研究员。
江一舟每天要面对被称为“最毒乳腺癌”的三阴性乳腺癌，这是临床上治疗效果最不理想的一类乳腺癌；患病人数又多，跟所有白血病患者的人数相当，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健康问题。
他每年主刀乳腺癌手术400例，门诊患者一年近3000名。但立志成为一名“临床科学家”，跟他曾主治的一位病患有莫大关系。
那个不幸的病患是一位年轻的母亲。那时他还没建立起指导三阴性乳腺癌个体化治疗的四分型系统——“复旦分型”（后来被多个权威临床治疗指南收录），没有精准治疗，更多还只能靠化疗去医治。后来，她的病情出现了复发转移。她跟江一舟说，自己并不惧怕死亡，但为了年幼的女儿，她愿意倾尽一切。后来，她变卖了房产，远赴美国寻找更好的治疗机会。但仍无力回天。
这让江一舟触动很大。“一方面，你要做一个临床上技艺精湛、对患者很温暖的医生；但光有这些其实不够，手里的‘武器’有限，还是没法控制病情。怎么办？”
他立志做一个临床科学家，针对三阴性乳腺癌去攻关，去找寻背后的答案。
但兼顾二者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为了一边做临床一边做科研，江一舟把每周的时间分成了两部分：周一、周二，以及周三、周四白天专注于临床工作，剩下的时间会用于科研。
在这条路上，他的导师邵志敏教授是个学习的榜样。临床上，邵志敏的门诊几乎不限号，“不想让任何一个慕名而来的人失望”；科研上，他时刻瞄准临床上没有解决的难题，去展开系统的研究。
“我也希望能像导师和一些前辈一样，成为优秀的临床科学家，能够做值得托付的好医生，做真正有用的好研究。”江一舟说，这是他的终极目标。
任炬
35岁，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教授。
“你要解决什么问题？”
“这个问题是这个领域实际存在的问题吗？是最核心最本质的挑战吗？”
“做完后能不能用？”
在开展研究课题前，任炬首先要面对导师的“灵魂追问”。后者常要求他们要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因此，他也把实用性和核心问题作为选择研究重心的基准尺度。
在中南大学本硕博期间，任炬一直都是计算机专业，但博士阶段有点偏通信领域，三年前，他开始关注边缘智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是一个能看到实际问题、解决大量实时性智能应用瓶颈的研究方向。”
交叉跨界是任炬学术上的特点，但研究过程“非常痛苦”，需要系统性地学习很多新知识。他毫不掩饰地说，当他带着学生投入一个新方向时，其实他们的起点差不多，“需要和学生共同去学习新的知识”，一起探讨这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很多时候需要有自己重新读一次博士的勇气和决心”。
邵立晶
35岁，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邵立晶经常开玩笑，自己是一个 “Useless Doctor”。
在引力天体物理领域，邵立晶做出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中科院院士武向平、蔡荣根给他的评价非常高：“是我认识的青年科学家中的佼佼者”“ 邵立晶已经是国内引力波研究方向的青年领头人之一”。
提出多种检验引力的新方法，发现数十例新的引力波，深度参与过几个人类基础学历史上的重大发现——2017年人类首例双中子星并合的探测、2019年人类首张黑洞照片的拍摄、今年5月人类首张银河系中心黑洞照片的拍摄……邵立晶却说自己的研究可能是“无用的”。
“我们探索的是一种非常本质的东西，但我自己涉及的这一块，至少在这个时代是不太有用的，不知道什么时代能够用上。”他坦承，从知识到技术，路很漫长。
做着“无用的”研究，邵立晶还是希望尽量扩张认识的边界：“如此，人类的知识体系就变得更大了。”
同丹
31岁，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特别研究员。
同丹在读大学期间，环境专业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学科。当时同学们互相调侃：咱们以后是不是得出去扫大街？
2013年，国家针对雾霾推出了一系列治理决策，许多地方不知从哪儿抓起，需要环境专业的理论指导，这成为这一学科的一次转折。
“碳中和”的概念出现后，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地方决策层面，对新概念的接受度肯定比不上科学家，所以我们希望能帮助他们，并为具体政策施行提供指导。”
同丹说，她在科研上“开窍”，来源于第一次投稿Nature。
“那时我还是个科研‘小白’，没写过大Paper，无从下手。写出来后文字不行、逻辑不行、没有故事性，被老师不断推翻、改进，一段一段地抠，来来回回有10遍以上。”同丹说，改论文持续了一年多。
从模型、方法、政策等方面，欧美国家在气候变化研究比我国先行一步，因此几乎垄断了话语权。同丹希望能够用资助的数据和模型，“为提升我国的气候变化治理领导力做一些真真切切的事情”。
“这是一个很长远的事情、也很难，但老师总跟我们说，如果我们都不敢去想，中国还有谁会去做呢？所以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同丹说。
吴昊
35岁，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以及数学科学系教授。
数学容易还是生活容易？吴昊的答案是前者。
她是清华的教师，一周有两天要教课，同时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生活很复杂，每天早上起来要先把‘今日必做清单’完成，之后才觉得，终于有时间开始做数学了。要是有一些社会工作，我内心会说‘最好不要来找我’。”
这就是吴昊，除了做数学，“其他的事情能躲就躲”。
吴昊说，在数学领域，要么对、要么错、要么人类还未知，就是这么简单。
吴昊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奥数，到初中成了热爱。除了数学，上高中后她还对物理感兴趣。她拿过全国数学联赛北京市第一名，拿过全国物理联赛的一等奖，化学联赛也拿过奖。
这奠定了她此后的研究基础。过去十年，吴昊的研究内容主要包含伊辛模型、均匀生成树模型、高斯自由场在内的很多经典统计物理模型。她说：“我心中有一个愿景，希望为物理中的共形场论、量子场论构建严格的数学框架。”
吴昊曾经用7年时间，与合作者证明FK-Ising模型的连通概率猜想。终于做完后，跟这个课题相关的论文有65页——这还不算前期的很多文章。
在吴昊看来，一道题做七八年也不算长，因为有的题可能一辈子都解答不出来。“我还有一个题目，我已经做了10年，还没有做完。”
吴嘉敏
30岁，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助理教授。
论学科交叉，吴嘉敏是个猛士。
“我原来是做信息科学的，到光学领域是一个新人，要补一些光学知识，光学的人认可我也需要一段时间；光学上做得比较好了，我又要能跳到生命科学里，又是妥妥的一个新人。”
研究方向：计算成像、显微仪器、系统生物学，吴嘉敏为什么要跳来跳去？
来看看他的科研成就吧：通过计算成像方法突破了传统显微成像局限，显著提升了活体成像的时空分辨率与数据通量，并极大地降低了光毒性。代表作之一，首次实现了小鼠活体连续6小时以上的毫秒级亚细胞分辨率三维动态观测，相当于给观察细胞水平的活体小鼠架设了一台“上帝视角”显微镜。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中国工程院院士董家鸿曾现场参观吴嘉敏参与研制的多维多尺度计算摄像仪器——这是迄今国际上视场最大、通量最高的介观显微镜，评价说“这是我国先进显微仪器的杰出代表”。
此前，生命科学研究大多局限于体外观测，在活体内观测挑战非常大，尤其是尺度范围非常广，很难在很大的视野拥有很高的分辨率，“好比是在体育馆里面去追踪几百万、几千万乒乓球的高速运动。”
吴嘉敏通过开发一系列介观活体的显微成像仪器，让人类第一次可以在哺乳动物体内去研究大规模细胞之间的交互作用。
“我自己原来更像青蛙，在一个领域钻得很深，现在我努力做得更像飞鸟，飞得高看得远，希望提出一些原创性问题，建立一些新的范式。”吴嘉敏说，这是他下一阶段的目标。
杨树
32岁，浙江大学电力电子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许多人在24岁还在纠结要不要继续考研或读博时，杨树就已经从香港科技大学博士毕业了。
巾帼不让须眉。杨树的科研方向十分硬核：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功率器件的设计、关键工艺和可靠性研究。
氮化镓是一个“多面手”，其独特的材料特性，让它在很多领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16年，杨树从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出站回国后，就带着她的学生展开研究，意料之外地，她们发现做出的样品完全没有传统氮化镓器件中普遍存在的动态电阻退化问题——这突破了传统氮化镓器件的性能瓶颈。
乘胜追击，她研制出高压、高频、高效的新型垂直氮化镓功率器件，攻克了长期困扰该器件的动态性能退化难题。
研究氮化镓器件十二载，杨树觉得它很特别：“氮化镓往前沿做可以‘高大上’，同时它又可以很接地气，比如它可用于迷你快充、5G通信、激光雷达、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等。并且，它不光能带来器件性能上的突破，还有望颠覆电力电子领域现状。”
在杨树成长和求学的过程中，家人从来没有觉得女孩子就应该如何，或者是不适合去做什么；导师也是如此。“父母和师长对我这种无性别差异的对待和培养，一直激励着我在科研道路上前行。”杨树说。
杨辉
35岁，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学院教授、副院长。
杨辉在攻读博士时，遇到一个难题，总也想不明白，他会在走路时都在思考。后来在一次组会上，老师和同学们在讨论其他工作，突然间自己感觉思路“打通了”，在会上“噢——”地一声突然发出惊叹。
这样的灵光一现，在杨辉科研初期出现过不止一次。
他还记得，刚开始他对光通信网络的理解不深，为了开展实验验证，连续通宵做实验，整个人“重组”了好几轮后终于完成实验。虽然有一些灵感“助攻”，但整个过程非常痛苦。后来当他收到“恭喜您的论文被录用”的邮件，一个人开心地在实验室跳了起来。
不过，在杨辉看来，做科研最重要的是勤奋。“这是最重要的。可能想的很好，但很多问题都在水面之下，一定要动手去做，才能像剥洋葱似的层层发现。”
杨辉本科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方向，通过跨专业考研，考到了现在所在的信息光子学与光通信国家重点实验室。多年来，他一直围绕光通信网络持续开展研究，越走越专。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杨辉说，在科研道路上，坚持才能胜利。
杨杰
34岁，清华大学化学系副教授。
杨杰从事了一个非常冷门的研究——拍“分子电影”。但这个领域虽然“冷”，却绝对重要。
所谓分子电影，就是通过研制科学仪器，实现对分子结构演化的直接捕捉。过去百年来，科学家发展的各类微观观测技术都只能捕捉物质的静态结构，无法捕捉动态运动。而要深入理解各类分子发挥功能背后的微观机理，就需要拍摄“分子电影”。
当时，“分子电影”这个领域仍然处于一个非常初级的阶段，严格来说是没人做成过。“有一些前辈做出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没有真正看清楚原子是怎么运动的，因此领域也在逐渐萎缩。”到杨杰读博时，气相分子电影只剩下他们一个课题组了。
没有抱怨和质疑，杨杰闯出来一条路。他通过通过发展兆电子伏超快电子衍射（MeV-UED）技术，突破了原子级时空分辨率的仪器需求，实现了分子结构演化的直接捕捉。
2015年起，杨杰在美国SLAC国家加速器实验室，领衔发展了MeV-UED技术在气相、液相化学中的科学应用。作为首个实现这一突破的课题组，他们很快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科学成果。
“我们看到的任何东西都是新的，基本没有什么竞争者。”杨杰说，这个领域的研究，如果他们做不出来的话，恐怕就没有人能做出来了，“那样的话对科学发展也是很大的遗憾”。
姚永刚
35岁，华中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姚永刚进入瞬态高温合成这个领域，缘于一次实验中的意外。
在马里兰大学读博期间，他的专业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一次为了检验材料的耐热性，加错了电压，材料温度直升到2000~3000摄氏度，甚至发出了光。但就是这次失误，他发现这种电致高温可以大幅地提升材料和化工品的制造效率。顺着这个思路，他一路做到了瞬态高温的材料制造。
“科研和产业化的连接点就是制造。”姚永刚说，虽然“制造”听上去没那么“高大上”，但他觉得瞬态高温合成很有意思。
姚永刚的研究很快就围绕电热瞬态高温合成展开。通过在时间维度上进行温控调节、引入瞬态高温或脉冲高温，他探索出一条新型材料合成及调控反应的路径。
比如，通过超短时间加热，他们首次实现了多元合金纳米材料的合成；通过脉冲式高温加热，可以比较好地解决合成氨反应难的问题。并且，这项技术可以实现快速、节能、高效、规模化材料及化工品合成，有望促进材料制造及化工生产的绿色、低碳、清洁化。
相比探讨现象背后的机制机理，姚永刚更喜欢先动手把东西做出来，先把仪器跑起来、设备开发出来、工艺流程做出来，之后再去想科学机制机理的问题。他说，有这样的习惯“可能是在西交、华科受到的工科思维培养比较多”。
周杨
31岁，复旦大学上海数学中心青年研究员。
周杨做数学研究，不拘泥于在什么地方。他说，脑袋就是实验室。
他最近研究的问题——拟映射不变量穿墙公式统一的几何证明，很难具体计算。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苦思冥想，走路时想，躺在办公室沙发上也在想。想得久了，整个人就处于一种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的状态。
“脑子中不断地在想一个像甜甜圈一样的东西，这里冒出一个球，那里冒出一个球，两个球互相转，球上又粘了一些其他的结构……就这样我在脑子中不断地尝试，这些球不断地在运动。”
师兄的一个报告给了他启发。他引入一个构造，他把这个构造称为“纠缠的有理尾巴”；在脑中他让多条“有理尾巴”纠缠起来，表现得像一条。“叮”！他感觉找到了他想要的那个构造。
“感觉整个世界都不一样了，一下子变得特别晴朗。”周杨很确信这就是他要找的构造——几何上看起来也是对的。后来具体写下来的时候，发现细节其实非常多，最后写了80页；省略了很多细节之后，还是80页。
今年，这项研究成果，周杨作为独立作者发表在基础数学“四大顶刊”之一的Inventiones mathematicae上。
周杨心中的数学之美，就是有一个很巧妙的结构：“它就在那里，不生不灭。就像三角形，做出来的三角形一定有瑕疵，但是数学概念上的三角形，它完美存在。”（文 | 《中国科学报》记者 赵广立）
